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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

发布时间:2021-07-24所属分类:教育论文浏览:1

摘 要: 摘 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历史成为历史新文科建设的突破点。数据库建设的丰硕成果与大数据历史专业的建设经验为历史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镜鉴。历史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把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

  摘 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历史成为历史新文科建设的突破点。数据库建设的丰硕成果与大数据历史专业的建设经验为历史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镜鉴。历史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把本领域的学术研究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的契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

  关键词:大数据历史;新文科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了社会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

  2018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正式提出“新文科”概念;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标志着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的新阶段。《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这一建设目标将引领未来历史学科的改革方向,也为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中树立了新目标。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史学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若干新问题、新方法、新领域应运而生,这对历史新文科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历史数据库及其相关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量化统计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人文社科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在国外起步较早,尤其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更是成效显著。1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互联网、云存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在改变社会生活的同时,对历史学也产生了剧烈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量史学成果大量涌现,国际合作也逐步加强。

  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在历史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关于史料搜集,傅斯年先生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研究向来注重扎实的史料基础,史料积累对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当今,历史文献数据库实现了纸质史料的数字化及可检索化,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史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下个体研究者的精力限制,实现了史学家期望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史料收集规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为实现长时段、整体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史学分析创造了有利条件。基础性历史数据库有如“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申报》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青苹果数据中心开发的各类近现代报刊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构建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等历史文献类数据库;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性数据库的建成,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K·Bol)主导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双城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中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CUSD)等;台湾政治大学金观涛教授与刘青峰教授合作建设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等主持的“蒋介石研究资料数据库”、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等主持的“清代商税数据库”、中山大学吴滔教授主持的“明代价格数据库”等。

  数据库建设的蓬勃发展除了依靠技术层面的成熟,更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通过统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自1991年以来共有312个与数据库建设相关的项目立项,2010年以后数据库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比例最高,占总数的91.09%;国家对数据库建设的投入在2010年后成倍增加,在所有数据库相关项目中52.25%为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28.53%为一般项目;以学科分类来看,语言学数据库项目立项最多,占比37.64%,历史学数据库相关项目占比7.86%,包括中国历史学科12个,考古学2个。1(见图1)

  史料发掘与利用的便捷化充分体现了新科技革命对史学研究的助力,在此基础上也推动了史学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变革性的转变。大量数据库的建设与公开利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个人或特定群体对史料的垄断,形成了更为良性的学术生态;传统历史学信息获取与史料组织方式的改变也促进研究者从更普遍、更基层的角度发现隐藏的史实与规律。

  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是国内大数据历史研究的实践者之一。该团队构建的“中国大学生数据库”(CUSD)项目,收集了来自中国35所高校的40万份大学生档案记录以及大量中国留学生档案及出版资料,分为三个子数据库:“民国时期大学生数据库”(CUSD-ROC)、“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数据库”(CUSD-PRC)、“中国留学生量化数据库”(CUSD-OS)。该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数据库”(CUSD-PRC)中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大学生学籍卡片的宏观量化分析,发现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流动,以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无声的革命。1该研究团队的另一项目“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录入了历史上超过400万条官员数据,内容包含官员的籍贯、出身、职掌、字号等基本情况。目前该数据库产出的多项成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范畴,精准且深入地考察了清代官员的社会来源、流动、仕途迁转乃至官制变化。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在中国灾害史料的文献管理、数据化建设及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借助大数据思维及计算机网络技术构建中国灾害史数据库,实现了史料考订与数据信息化集成的有机结合。该数据库建成后,不仅可以链接中国各个朝代的灾害信息,还可以和全球其他区域进行对比,提高历史灾害数据库的完备性、可靠性,进一步推动中国灾害史、环境史乃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2

  此类数据库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记录中的人口和社会行为等内容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关联性的分析,突破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传统领域的范畴,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研究内容大多通过大量数据将传统史学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既揭示了历史过程与规律,又对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全球化的当下,有利于中国史学研究“走出去”与世界对话,有助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夺国际话语权。

  近几年,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开始引起跨学科研究者的注意,多学科多领域的参与也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在传统史学基础之上迸发出新火花,史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是较早关注历史大数据的研究者之一,目前已建立了一个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量化历史研究团队。陈志武教授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其中,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研究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步是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做因果推断;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第五步是写报告或文章,把科学过程研究出的结果报告出来。3他们运用上述研究方法产出诸多突破性成果,例如通过统计清代1732—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近五千多个命案的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为60%,而且利率越高,被打死的是贷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放贷方所承担的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的、且显得更高,推翻了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

  此外,“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近年来在史学研究中的兴起也是大数据历史方兴未艾的表征之一。大批地理学者通过对传统史料的信息化处理,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我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合作研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基础数据源,运用GIS技术,使时空量化分析成为可能。若将该数据库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结合使用,亦可帮助研究者分析中国历史人物社会网络、时空分布等内容。华南师范大学赵耀龙通过收集藏传佛教寺院的相关数据,构建了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寺院时空分布及演化机制,实现了史料的可视化分析及表达。同样是利用“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南京师范大学胡迪教授通过分析官员的任职轨迹和任职时空轨迹相似度计算模型,进而分析清代官僚结构、政治运行、社会变动等问题。

  相关期刊推荐:《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本刊面向全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管理、教学研究、科研创新和师资培养等领域,展示我国学校教育科研领域的最新成果,交流教学管理与课程建设方面的新鲜经验,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现面向全国广大中小学、各类高校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以及高校在读研究生征稿。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历史研究者误以为运用历史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是史学“域外之物”,甚至形成了将“定量”与“定性”、“量化历史”与“传统史学”对立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诚然,大数据历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有赖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但传统史学家对量化数据收集、整理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史学实践也由来已久。

  无论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还是《汉书》及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地理志》等古籍中,都留下了有关人口、田亩、赋役、物价、贸易乃至气候、地理等大量的统计数据。著名史学家梁方仲先生利用这些旧史籍中的数字进行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统计,其著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收集和利用数字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章开沅先生1983年在《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中,就提倡要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人口等统计资料的重要价值。1陈春声也强调了统计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特作用,认为统计方法可以为处理大量数字型的历史资料提供便利的方法,使一些在其他情况下难以使用的资料有可能为人们所用。2笔者在1997年就开始关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提倡要从统计数据出发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计量方法应用于历史统计资料,可以使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研究领域从中受益,并强调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大数据历史是重要的趋势与方向;1李伯重也认为科学化的历史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大数据研究方法引领历史研究走向科学化,2并将量化研究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于其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研究结论。

  二、大数据历史专业与历史新文科建设

  随着大数据与历史学的融合与交叉,史学研究有了突破和进展。然而,作为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载体以及学术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平台,历史学科建设融入新技术和新方法也成为必然趋势。《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强调,新文科建设有三大基本抓手,包括“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近年来多所高校在历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也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镜鉴。

  在专业建设方面,部分高校已率先进行了结构改造。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率先设立大数据历史专业。该校参与大数据历史研究的方法革命,尝试突破传统历史学的思维模式,整合中国史、世界史、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信息技术等传统优势学科,实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多学科交叉的深度融合,尝试为历史学科专业建设探索新路子。

  在课程设置方面,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历史专业开设了许多别有特色的专业课程,在夯实历史专业传统优势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数门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了“ANewHistoryofaNewChina”(全英文)、“BigDataandNewMethodsinChineseSocialHistory:Collection,Transcription,Analysis”(全英文)、“数据分析基础与应用”等课程,引导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也在硕士生课程中开设了数字人文、计量统计相关课程,包括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在内的课程对开阔学生的研究视野大有裨益。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也开设有数字人文相关课程。

  在人才培养方面,近年来高校在突破传统育人模式和科研模式中做了诸多探索。自2011年武汉大学成立国内高校第一个数字人文中心后,包括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数字人文”或“量化历史”等相关研究平台,成为了历史新文科建设的试验田。在学术论坛方面,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DebinMa)与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的研究团队自2013年起举办的量化历史讲习班,截至目前已举办七届,吸引了大批对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台湾大学及中国台湾“中研院”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数位人文与数位典藏的国际研讨会,颇具规模。一部分高校采用形式灵活的各类暑期班、系列讲座等模式推动跨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系列讲座由该校高等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邀请在量化历史研究、数字人文研究方面素有专长的资深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做专题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各类硕博士生的数字人文暑期班和工作坊,推广大数据历史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的融合,须从如下方面入手:

  师资队伍建设。要推动历史新文科建设,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大数据研究,相应的师资配备十分重要。他们不仅要有丰富扎实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还要有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储备,同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大数据历史的研究优势相结合。由于我国长期学科专业划分过细,高校具有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师资力量相对缺乏。近年来,高校提出各种解决措施,着力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一批通专结合、中西融合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同时鼓励本土教师和学生“走出去”,积极参与海外高校的交换学习和学术交流。

  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历史基地班以问题研究为导向进行师资团队建设。2015年9月,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成立人文研究生班,以“大数据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美国罗格斯大学等校联合培养研究生,聘请海外优秀人才以及学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大国博弈竞争中赢得优势与主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键在人。新文科建设强调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以人为本、培养应用型文科人才,是新文科建设人才培养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形成历史学科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核心力量。历史新文科人才培养首先要坚持价值引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青年学生尚处于发展阶段,只有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价值观,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才能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历史研究人才。其次,历史新文科人才培养要紧跟大数据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响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号召,优化传统历史学科结构,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此外,还须注重应用型复合人才的培养。——论文作者:马 敏 薛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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